在寶應縣歷史上，有兩位影響最大的女性。一位是唐上元三年（762）獻寶給朝廷的尼姑真如，寶應縣名即因此而得。另一位是明朝初年投水自殉的新娘戚家婦杜氏。
　　上個世紀五十年代，我在老寶中讀書。聽老師和同學們說，學校南面的大片池塘叫戚家汪，那粼粼碧波上，蕩漾著一個凄婉哀怨又驚心動魄的故事。后來偶有余暇步入縱棹園中，看到今紅木橋東有一座面南的房子，依稀記得里面供奉戚家婦的牌位，還有一些古人遺留的楹聯詩詞，知道那就是戚家婦祠。可惜它未能逃脫“文革”的劫難，在破四舊的狂潮中被拆毀。當時我想，可憐的戚家婦啊，自盡六百年后，連久居此處的安魂之地都沒有了。
　　《寶應歷代縣志類編》（簡稱《類編》）《摭記》中說：“戚家婦，相傳為（明）洪武時人，或曰杜氏。于歸之夕，夫墮門外水死。婦即毀簪珥，洗鉛粉，哭其夫盡哀，系詩衣帶間。曰：“畫虎雖成未點斑，百年夫婦一宵難。歡聲未已哀聲動，賀客才臨吊客參。孔雀屏前燈隱隱，鴛鴦枕上淚潸潸。從來未識兒夫面，空惹虛名到世間。”一個青春年少的才女，隨著新婚幸福的毀滅，霎時萬念俱灰，撒手人寰。讀來讓人唏噓慨嘆，禁不住欲一灑同情之淚。
　　戚家婦之死，如石擊水引起層層波瀾。某大夫聞知，頓生悲憫之情，便撰文置碑記述。后因日久碑沉水底，此事也逐漸從人們的街談巷議中淡出。萬歷年間，東林黨人文震孟夜宿平安驛站，夢見一女子，告知縣城東北隅有碑及詩。文找老友劉永澄詢問。劉說：“此女子必定是戚家婦。”于是按夢中所示干水掘土，果然獲得鐫有詩篇的石碑，即募地建祠。祠成后，劉永澄題一聯曰：“詩同湘瑟千秋響，祠與江潭萬古清。”他把戚家婦杜氏比作上古賢明君主帝堯之女娥皇、女英。此二人同為舜妃，結伴南下尋夫，得知虞舜死于蒼梧，便一起投水以殉，成為湘水之神。屈原《楚辭•九歌》有《湘君》篇記述。劉永澄上聯認為，杜氏七律和湘妃鼓瑟同為千秋絕響，下聯說戚家婦祠如江潭清流萬古不息。這位“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”的“淮南夫子”，真乃力拔千鈞的大手筆，可惜墨跡難覓，如今只能在遺文的字行間，領略其絕世才華和崇高人格了。
　　劉永沁也有一聯：“千秋義氣徒女子，四海須眉幾丈夫。”清康熙五年（1666），喬可聘重修戚家婦祠，并作祠記，有句云：“宇宙長存，世風不敝，惟持節義在人心有以維之。然天地間良心至性，不鍾于須眉，而鍾于笄幗”。此語與劉永沁祠聯含意相似，異曲同工，都是推崇視死如歸的剛烈女子。相傳乾隆南巡至寶應時，曾親至戚家婦祠，察知杜氏投水自殉一事，感動之余和詩曰：“未睹夫面繼夫亡，非比尋常烈女行。白發尚且貪晚景，青春豈肯棄紅妝，魂游地府乾坤大，骨葬山頭草木香。朕淚從未輕易落，只為千秋立綱常。”乾隆喜歡寫詩，足跡所至皆有題詠。此詩無論格調和文采，都比杜氏遜色。然而他是帝王，看重的是“綱常”二字，由此可見封建統治者與正直文人的不同之處。
　　在民國二十三年（1934）《寶應縣志》中，從明代至民國所列出的節婦不下二百人。她們大多十七八歲出嫁，不久丈夫去世，即背上“克夫”的罪名后從一而終。如果說封建禮教“吃人”，倒不如說是“鈍刀殺人”，硬是讓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苦熬苦撐至衰老死亡，以一生的自我泯滅換取“節婦”的名份。于歸之夜丈夫溺水而亡的杜氏，不愿忍受無邊無沿的寂寞和無止無盡的煎熬，在封建禮教的壓制下，她選擇了“死”。她的死如流星劃破夜空，雖然短暫卻異常明亮，令人發出驚嘆的疑問。那首七律，則是她不甘心作“節婦”，而情愿做“烈婦”以死抗爭的詩體宣言。
　　在賦戚家婦祠的多首詩中，喬萊的七古長歌最有特點。抄錄如下：“誰言山不傾？有時墮落青芙蓉。誰言海不竭？有日潮枯千尺雪。惟有皎皎烈女心，青天萬古懸冰輪。吁嗟！女姓失傳夫姓戚，朝詠于歸暮夫卒。天崩地裂何倉皇，生不相隨死相及。題詩淚落紛如麻，門前有水清無砂。愛此淪漣身可貯，冰姿化作白蓮花。君不見，湘江江上湘娥竹，淚點丹砂間蒼玉。翠羽霓旌時儼然，湘弦彈動湘波綠。千古重見戚家汪，天寒日暮聞鳴當。行人再拜羅椒漿，酸風颯颯煙蒼蒼。煙蒼蒼，水冽冽，吁嗟烈女烈，勁壓松筠堅壓鐵。從容就義古所難，多少須眉軟無骨！”全詩回蕩著風吼云飛的豪爽之氣，讀來讓人激情奔涌熱血沸騰！當年喬萊在城東擇地建縱棹園，為何把戚家婦祠包容其中，從這首詩里可以找到答案。喬萊的摯友，楚州人潘耒的詩也極有見地。其中“人言烈婦可不死，能死之人世有幾？”是的，如果戚家婦不死，就有可能成為她一天也不愿做的“節婦”。那就是另一個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了。
　　重建的縱棹園很美，每天都吸引很多的晨煉者和游人。如果補上戚家婦祠，在祠中布置古人的楹聯詩詞，不但會顯得更有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，而且對于今人如何弘揚國學和宣講儒家思想，是會有益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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