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于清代知縣吳春濙，《寶應歷代縣志類編•職官要錄》載：“字郎陵，浙江錢塘人。進士。大學士高晉總督兩江，聘掌書記，以沿河知縣奏留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補寶應……”讀到最后一句“在任一年，卒于官”時，我的心不禁突然一沉，深切地悲憫和感念這位倒在寶應土地上的外鄉人。
　　吳春濙是在災荒連年之際來到寶應的，可謂臨危受命。乾隆四十三年，寶應大水，知縣許瀚抗災不力，到職幾個月即被調走。繼任者張為鈞救災失策，旋又離去。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的四年中，旱災年復一年，最后到了飛煌蔽日顆粒無收的地步。沈永清、陳太初、呂燕昭、金純等知縣，大概是有的沒干好，有的不愿干，如同走馬燈似的，一個接著一個地換。及至吳春濙到任，迎接他的是十幾萬災民和一個饑寒交迫的冬天。有人會問：大運河在境內穿過，歷來怕澇不怕旱的寶應緣何如此？縣志中說：“邑故有閘洞，所以利漕，亦以便民。當事者以挽運為急，每四五月，民急灌溉時，防遏轉甚。”我們知道漕灌爭水由來已久，除洪水早發外，幾乎年年如此。需要點明的是，這里所說的“防遏轉甚”，并非“當事者”正大光明地例行公務，而是別有用心地打著“濟運”的幌子坑害百姓。此人便是乾隆三十五年寶應知縣，時任揚河通判的趙南覲。這位老爺自以為在寶應任上曾有惠績，即伸手向正在災難中煎熬的寶應借錢（實為索賄），這種明目張膽的腐敗行為，是不能接受的。遭拒后他惱羞成怒，便以嚴禁放水灌田來卡寶應人的脖子，致使數十萬畝良田連續幾年失收。被激怒了的民眾一起沖進縣衙，把當年為他而立的“去思碑”砸碎。吳春濙在這樣的氛圍中到來，所面對的困難可想而知。乾隆四十九年春夏之交，寶應又遭大旱，他不顧丟官獲罪，甘冒風險，下令開啟界首至黃浦一線運河東堤所有的閘門涵洞，灌溉干渴的秧苗，使正在饑餓中掙扎的災民們獲救，終于得到了秋天的收獲。
　　乾隆四十八年，寶應出一件讓舉國學界關注的事情，就是邑人朱彬在射陽境內發現漢石門畫像。通過其所著《平家莊石闕記》分析，發現之時應是水冷草枯的秋末，與吳春濙蒞臨寶應幾乎同時。朱彬重要發現的消息傳出后，阮元、翁方綱、程瑤田、洪頤煊、王昶、汪中等身居要位、滿腹經綸的學者紛至沓來，吳的摯友錢大昕也在其中。眼見群賢畢至，吳知縣盡地主之宜，撥冗親自陪同，帶著袞袞諸公和本地學人同赴射陽平家莊（今平江村），進行實地考察，幫助調查研究。回城后又召開了縣內外人士一道參加的研討會。會上各抒己見，學者們就墓主為伯夷叔齊還是項伯、陳琳、楚元王等人展開熱烈討論，會后各位都相繼寫出很多有價值的文章。如此有眾多名流參加的高層次學術活動，以往沒有，至今也沒有，是寶應歷史上一次十分難得的文壇盛會。應當以濃墨重彩載入寶應歷史的“大事記”。吳春濙作為這次活動的主辦人，也應當和這件十分難得的大事一道載入史冊。
　　進士出身的吳春濙，乃熟讀經史的飽學之士。歌詠風花雪月之類的東西，可謂有小菜一碟。然而他十分務實，他知道身為百姓父母官，首先要關注民生，應把目光投向社會底層的平民。他在公務之余去射陽湖畔巡視，尋找讓水蕩地區百姓能夠掙錢的門徑。在獐獅與蜆蠦（原下舍）一帶，見多處白蓮夾蒲而出，使他想起兒時在家鄉西泠常吃的藕粉。因為官在外，已好久沒有品嘗。他看到市場上的藕粉大多來自浙江，而寶應的與它相較，幾乎沒有什么差別。為動員農人大力開發這一土特產，吳春濙寫下了五言七十二行的《藕粉詩》。詩中對藕粉制作的復雜工序、農人所經歷的種種艱辛、列入方物以貢天子的質量標準，及其口味和食用方法、經濟價值等方面，均作具體描述。全詩文字洗練，語言精到，俗中見雅，雅中顯奇，充分展示作者能把尋常物品、瑣碎生產過程 提煉升華為生動藝術形象的卓越才華，其樣式獨特，是中國文學史上難得一見的佳作。特別是作者以第一人稱娓娓道來，克己奉公的高風亮節和殷殷切切的愛民之情躍然紙上，至今依然讓人觸摸到他激烈的心跳。
　　屈指算來，吳春濙“卒于官”已二百二十多年了，寶應是這位好官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。他在寶應僅有一年時間，在這一年時間內，他用“鞠躬盡瘁，死而后已”八個大字，為自己寫下了悲壯而凄美的人生總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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